让人忧虑的“医患迷城”

——夫子（莎莎的丈夫）

1.受困于“生涩暧昧”

曾经，“癌症”一词对我来说是个很神秘的疾病。记得读中学时候，有关系很好的同学母亲因患鼻癌去世。那是我对癌症凶残的唯一一次感受，所以有关莎莎病情的一切都得在学习和阅读中加以领悟。好在今天的网络资源够丰富，基本上可以满足各种资讯需求。

然而，随着阅读和学习的深入，很快便发现情况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就是“转移性占位病变”这个关键词。今天回头来看，似乎很白痴，许多人都知道“转移性占位”其实就是癌肿的转移。但就是这个白痴的企图，竟然在丰富的网络资源中得不到答案。因为在我阅读的文献中，几乎所有的文章不仅未将“转移”与恶性肿瘤直接联系，而且都会要求患者首先要检查这个“转移占位”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

难道良性肿瘤也可以转移？这就是几近“白痴”的我所急于想确定的。

作为莎莎的丈夫，最迫切希望的事实当然是“良性的转移占位病变”这种结论 ，既然医生言辞或检查报告或相关文章都为我打开了“良性想象”的空间，为什么不去希望？于是花了几天的时间去寻觅，估计阅读的文章总量也有个几十上百篇，但结果除了一些生涩暧昧的用语， 在希望得到肯定的方面却毫无所获。

不明白为何所有涉及癌症转移的检验报告或相关文章都忌讳准确的逻辑分析和判断，偏偏要采用一些生涩暧昧的用语或字眼。

有人解释科学讲究严谨，没有确定的，都只能怀疑。果真如此，那么几乎所有医疗诊断都可以视为“不确定”，包括我们的每一项体检指标。我们称之为文明象征的现代医学也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

科学的严谨绝不意味着对可能的结果只能唯一地用“生涩暧昧”的方式来表达，而是建立在系列严谨的逻辑关联基础上。

实际上，经过我长达两年的感受逐渐意识到：所谓“严谨”，不过是个借口而已。真正导致这种现象的，是自古以来始终未得到根本改善的“医患”关系（哪怕社会主义大家庭背景下的今天，也依然如此）。

2.揭开“医患”关系的混沌面纱

从本质上看，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在于法律法规的缺失。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在过去（民国或更久远的王朝时代），医者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杀身之祸，尤其是面对权贵，更需要百倍谨慎。因为生命的复杂性，也因为法律法规的缺失。只要够强势，够不讲理，就是“医患”矛盾的胜利者。由于医者多为知识分子，多少有些 公德心，所以弱势方主要集中于医者。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医者在处理“医患”关系上往往将汉语的歧义性用到极致，甚至与街头算命先生的用语相差无几。“生涩暧昧”是这个时代预防“医患”矛盾激化的基本手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万一出现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时好“强词夺理”或推脱责任。

在今天，一切颠倒重来。既然过去医者为弱者，那么“革命”后的根本制度就要充分保护医者。于是“医患”矛盾的弱势方主要集中于患者，各种“医闹”事件总体上属于“逼上梁山”的性质（当然也有那些蛮不讲理或财大气粗或权贵们对医者的蓄意报复）。

只是，尽管强弱方有所转换，但医者已经习惯于通过“生涩暧昧”的表达来预防“医患”矛盾的激化。毕竟生命科学过于复杂，凡事难料。也毕竟汉语的歧义性足够丰富，不充分利用也是一种浪费。

为何欧美国家的“医患矛盾”明显少于中国？因为法律法规足够齐全，无论是医者还是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或处理“医患”矛盾中存在任何有违法律法规的言行，都会受到制裁。更何况西方语系在语言的歧义性方面缺乏足够的发挥空间，想“生涩暧昧”都难。

可见，中国“医患”关系的状态，其实是一种不作为的结果（不明白那些人大代表一年多度的会议都在忙些什么），也是现行体制的必然结果。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我们的医疗机构或医生们在处理任何病案时均首先以“占领医患矛盾的制高点”为第一原则， 那我们的医疗环境将是怎样一个境况？事实上，在莎莎的整个检查和治疗过程中，“医患关系”始终掺杂在整个过程中，甚至有时候成为决定生命走向的关键因素。

在后续 ，我将会结合具体的事例详细解释及时识别与处理“医患关系”所导致负面影响，对癌症治疗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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